今年十月八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公佈和平獎得主是中國人劉曉波。這次獎項公佈前後充滿懸念。先是挪威政府單方面透露，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召見挪威大使，提醒避免影響兩國關係。公佈前一天，當事人的妻子在受訪問，還低聲說：不會的，中國有一個這麼強大的黨，這麼強硬的黨，這麼有錢的黨……。然後，獎項公佈了，國際傳媒都團團轉打探消息，不能直接採訪，只能在互聯網上看當事人的妻子在互聯網上僅的留言：「兄弟們，我回來了，八號我就被軟禁了，不知何時見到大家，我的手機被搞壞，我無法接打電話。見過曉坡，監獄在九號晚告訴他得獎的消息。以後的事慢慢說。請大家幫我推，謝謝。」接下來，當事人能不能出獄出國領獎，抑或當事人的妻子能不能出來出國代夫領獎，又抑或可以怎麼頒獎等等，繼續構成懸念。
和平獎是否實至名歸，存在不同意見。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指出：劉嘵波以非暴力方式爭取中國民主，坐牢十一年，已成為一種象徵。中國外交部則聲明指出：「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其所作所為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背道而馳。諾委會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完全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包括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在內的多個團體則聯署聲明，肯定當事人的貢獻：「衷心祝賀劉曉波博士，我們相信他獲得這個獎項實至名歸。自八九民運以來，劉曉波從不間斷地以文字和平爭取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及表達對民主的渴求。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劉曉波與另外三十二位公共知識份子原定於十二月十日聯合國人權宣言發表六十週年那天，發佈參考捷克《七七憲章》、中國憲法和兩個主要國際人權公約而擬定的《零八憲章》，表達希望中國進行政治改革、推進法治及保障基本人權等訴求，其提倡的內容符合諾貝爾和平獎精神，至今已有超過一萬人聯署。」
相對十四億人來說，一萬人無疑是個極少數。在小城澳門，也有個別人士在大三巴牌坊點燭光認同劉的獲獎，有趣的是一些內地同胞走過去查問，劉先生是怎樣的一位太平紳士？在哪方面捐款作了貢獻？
為了抹掉和平獎的訊息，除了人身的資訊封鎖，也有千手萬臂的封刪資訊作業。這是理性，還是，非理性呢？和平獎得主是司法機關判定的罪犯，哪一方不尊重法律呢？
西方現代文明的其中兩大支柱，希臘的理性主義與羅馬的法律精神，來到大崛起中的中國，都成為實用主義的奴僕。經歷百年掙扎，口號教條式的道德淪於虛妄，非道德實用主義竟已是當今官民主流的精神支柱。基於統治者的實用要求，司法機關就利用法律判劉曉坡十一年，判網絡維權者胡佳三年半，判追查汶川地震豆腐渣學校的譚作人、黃琦分別五年、三年……。基於發財的實用需要，假貨層出不窮。基於統治者的實用需要，施展金權壓力，封鎖資訊，都可以不擇手段。以強大的金權力量深入部署，更有針對性地和有效地牽制將來評獎的選擇，又或許可以籌設更具吸引力的大獎，蓋掩諾貝爾獎的鋒芒。這不是沒有法律，沒有理性，而是法律、理性被非道德實用主義奴役，失去了人性尊嚴的本質。
當我們從不擇手段取得成就的亢奮中醒覺過來，感到心寒，那就不妨回味零八憲章的引言：「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廿一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 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抉擇。」
零八憲章主張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等，都是現有的普世價值要求，沒有特別創新。發起人劉曉波卻認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擠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自由民主的進程。」
根據間接傳遞出來的訊息，劉本人哭著要把和平獎獻給天安門的亡靈。天安門的亡靈期望的，就是劉本人或零八憲章所要求的嗎？如果他們復活過來，就是這些訴求嗎？沒有人可以代替亡靈作決定。不過，已經有一個人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們，當復活過來，應當訴求的是什麼。教友都知道，這個人就是耶穌基督。
復活過來，要致力的，不是大報復，去處置要「釘死他」的人，處置洗手任由暴刑執行的彼拉多，或者是處置利用暴刑的司祭。反之，要致力的是堅決宣揚實現天國的秩序。當然，層次並不相同。耶穌基督把一個民族得到的啟示和信念，轉化建造成普世的啟示和信念。零八憲章，只是引進推廣一部份既存的普世價值秩序。然而，和平、理性、堅持和犧牲，在官民一片實用主義精神之外，著實撐起了道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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