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商界有否為不積極爭取民主而後悔？
【明報專訊】梁振英當選為候任行政長官後，引起了商界的強烈反彈。商界對梁的反對，相信很大程度上是面對一個由擁有濃厚左派背景的梁領導的威權政府，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有被架空或邊緣化，甚至清算的危機。過往幾十年來，香港商界對香港政治和民主發展的態度均十分保守，換句話說，他們是製造自己今日所面對困局的幫兇，十分之有請君入甕的意味。
梁營和商界的分歧，代表了建制派內兩大主要陣營——親勞工基層的本地左派和商界的矛盾。兩者在利益和理念上可謂南轅北轍，走在一起只是歷史的巧合和時局的需要。事源於1980年代中國決定收回香港，北京為了穩定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決定要和香港的富豪和資本家結盟，後者亦因投資國內，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資金和技術，而和中央關係密切。
昔日統戰目標
隨時變成今日打擊對象
用回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概念和語言，商界其實只是中央的「統戰」對象。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美國學者Kenneth Lieberthal曾指出，「統戰」最大的問題和令被統戰者最感到不安的地方，是結盟只是權宜，雙方始終是敵人關係，昔日的統戰目標，隨時會變成今日要打擊的對象〔註一〕。香港商界可能已開始明白箇中的道理。
在中央眼中，作為一個整體而言，香港商界被統戰的價值已大不如前。在政治上，中央已接收了香港的主權，擁有強大的憲制權力，再不需如在過渡期般要依賴商界的協助，跟英國人爭一日之長短。在社會上，在香港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地產霸權」崛起，「仇富」情緒急升，商界的支持對於中央及特區政府在香港爭取民意及提升管治的認受性，再不發揮關鍵的作用，甚至成為了提升民望的負資產。
在經濟層面上，香港的商界亦早已完成協助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任務。研究中國開放改革的學者Susan Shirk在1990年代已提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官僚作主導〔註二〕，使他們先富起來，成為官僚企業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再向前看，中國深化經濟改革的方向，仍然是以官僚和國企為主導，使到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成長的香港商界的身分和地位，更加顯得尷尬和含糊。
商界統戰價值 大不如前
這種以官僚及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可被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這麼多年來，這模式非但沒有減退的舻象，並且成為了主流。在當前大部分信奉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飽受經濟危機困擾，自由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之際，這種模式甚至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典範。
今年1月21日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便以「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為封面，並作出長達14頁的專題報道。當中正正指出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佼佼者，並提出不少數據支持。例如，在2011年，有國家背景的企業便佔去了全中國上市公司市值的八成，而國家亦是中國國內最大的頭150間公司的大股東。中國的成功，已開始使到不少人接受，國家資本主義再不是一種過渡，而是有力取代自由經濟地位的可持續模式（sustainable model）。而且，在回歸後，香港的主流商界往往是靠官商勾結式的壟斷，而非突破性的思維或創新的技術，來維持豐厚的利潤，其在經濟上的角色不難被官僚或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所取代。
爭取民主 更有效保障商界利益
若有商界的朋友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話，希望他們會被說服，長遠來說，為香港積極爭取民主，總比保衛一個不公平和封閉的政治制度，更有效保障商界的利益。無論從中國或香港的發展來看，商界再沒有任何的保障必然會被納入當權者的一邊。在一個極權的制度下，一下子由當權者變成被管治者的風險和代價，實在大至不能承受，甚至要日夜為被秋後算帳而提心吊膽。
梁振英當選特首後，商界亦應該開始理解到，在一個民主制度下，爭取超過五成人支持自己的信念，總比在一個權威的制度下，和一個聰明的獨裁者討價還價，容易和輕鬆得多！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Lieberthal, Kenneth.（1995）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Y: W. W. Norton, pp. 72-73.
2. Shirk, Susan.（1993）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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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然，商界不支持民主，是因為他們覺得民主會令他們死得更快。聰明的獨裁者還知道什麼叫統戰，普通老百姓要的只會是無盡的福利——他們一定是這樣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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