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融合澳門筆記(1992)芻稿
民主昌
澳門被動式參與珠三角融合
澳門特區政府先後簽署了兩份參與珠三角合作的綱領文件：一是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在廣州簽署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二是二零一一年三月六日在北京簽署的《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當然，在此之前，也有參與港珠澳跨海大橋的經驗。
遠在尚未啟動港澳回歸之前的一九八三年，香港合和集團已提出興建港珠大橋的建議。當時主要的經濟考慮是把雲南、廣西和廣東西部的出口貨櫃集中運到香港的貨櫃碼頭出口。建議獲珠海響應，設定為伶仃津大橋方案；中英在香港回歸前一再循外交途徑商討，爭取實現。被撇在一旁的澳門不便高調反應，但在港澳回歸後澳門官商還是低調向北京提出不同意見。結果，伶仃洋大橋被叫停，逐步再分別蘊釀出港珠澳大橋單Ｙ方案和港深珠澳大橋雙Ｙ方案。兩個方案都有澳門的份兒。然而，大橋項目擾攘多年仍未完成，澳門作為被動式參與者，只是默默籌辦自己份內的工作，沒有高調推動。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在廣州簽署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締約各方包括廣東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海南省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貴州省人民政府、雲南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各方協議設定機制，在自願參與、市場主導、開放公平、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下，推動能源交通基建、產業投資、商貿、旅遊、農業、勞務、科教文化、信息網、環保、衛生等十大方面的合作。這個九省加兩區的泛珠三角範圍，相當於古代的楚國。對澳門人來說，這個九加二諸候經濟，不參加就是被孤立，被邊緣化；參加了只作為「內交」應酬，對於如何在九加二複雜的框架下處理具體項目，例如橫琴開發，就只好拭目以待廣東省的統籌能力。
可是，來到二零一二年，澳門參與珠三角融合所依據的焦點已不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而是集中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六日在北京簽署的《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簽約日期由六月三日扭轉為三月六日，純屬巧合，但九省加兩特區的協議在廣州簽署，而廣東省與澳門的協議卻在北京簽署，即體現了從諸侯經濟轉為中央介入規劃的格局。背景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變化。在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經濟高速開發增長，先富起來的廣東，連同有利於取得特殊政策支援的兩個特別行政區，有希望跟相當於古代楚國版圗的泛珠三角各省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把產業升級換代有序推移開發，共同造大造強。可是，二十一世紀後期，中國經濟雖然有可觀增長，但各地爭先競逐產業投資開發土地，實在容不下等不及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共識了。
《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粤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與《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現時澳門參與珠三角融合和香港參與珠三角融合所依據的，都同樣是建基於中國國務院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公佈的《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以及根據這份綱要先後在北京簽署的《粤港合作框架協議》和《粤澳合作框架協議》。
《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定下明確的發展目標：「到二零二零年，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基本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以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成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技創新能力，形成全體人民和諧相處的局面，形成粵港澳三地分工合作、優勢互補、全球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大都市圈之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十三萬五千元，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百分之六十；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比二零一二年翻一番，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平均期望壽命達到八十歲，實現全社會更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城鎮化水平達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單位生產總值能耗和環境質量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粤港合作框架協議》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在北京簽署後，廣東和香港隨即進行研究，並且把澳門拉進來。香港、廣東及澳門三地政府在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至二月者在三地同步展開《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公眾諮詢活動。之後，《粤澳合作框架協議》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在北京簽署。
《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在香港曾經引起質疑。特別是涉及新界北部地區的發展規劃，涉嫌是香港「被規劃」。
《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在澳門沒有引起質疑，原因是當中涉及關於澳門的主要具體項目港珠澳大橋，本是澳門樂見的，關於澳門的口岸發展計劃，都是澳門為了應付遊客量暴增而需要的計劃，而關於澳門配合宜居灣城市的一些設計措施，已是澳門新城填海設計方案的設計措施。
特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在《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公眾諮詢活動後，書面答覆民主昌的查詢，指出澳門將在綠網、藍網、綠色交通、世界級魅力場所、低碳住區、跨界基建等六個方面配合《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綠網重點是把澳門既有的和在填海新城方案中延續的河畔綠化廊設施，詮釋為可與珠拱北、灣仔綠化廓設施對接的配合措施。
藍網重點是把澳門既有的整治清理澳門半島西北面鴨涌河、內港和筷子基一帶水域環境的措施，詮釋為配合整個珠三角水域整治的藍網行動。
綠色交通的重點是等待澳門將來完成輕軌系統建設後配合拱北連通廣東城際快軌構成的公交便捷交通體系。
世界級魅力場所的重點是利用有豐厚人文資源的地區進一步開發出更多開敞戶外空間和新興消費熱點（在這方面，倒是謙遜地沒有提及既有的世界級賭場酒店魅力場所），跟珠海共同打造珠澳十字門城市門戶。
低碳住區的重點是強調在城市建設中引入環保、低碳概念的既有政策。
跨境基建合作則有一系列行動，例如：澳珠將循一地兩檢廿四小時通關的方向改善通關模式，澳門大學落戶橫琴，以及珠澳合作的中醫藥園區項目等等。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及《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中
澳門特區的特定責任
從泛珠三角到珠三角宜居灣，所涉版圖激烈收縮了。二十一世紀初以先富強起來的廣東結合港澳推動九加二楚國版圖的的優勢互補共贏聯動設想，經歷經濟環的的轉化，到二十二世紀初轉而聚焦於廣州香港澳門這三角連線一帶地方的城市帶持續發展。
對比《粤港合作框架協議》與《粤澳合作框架協議》，香港和澳門在協議內承擔的責任有同有異。
在加強口岸通關建設、知識產權合作、共用技術標準、法律事務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等方面，港澳兩地在協議內的角色大抵相似。
在參與產業合作發展方面，港澳兩地都在協議內規定參與旅遊、金融、文化創意方面的合作。《粤港合作框架協議》內著重的製造業及科技創新一系列合作，而基於澳門製造業實力微薄，在《粤澳合作框架協議》內是不存在的。反之，《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特別著重在會議展覽產業的合作。
在支援內地區域開發方面，香港指定支援深圳前海地區、深圳河套地區、廣州南沙，以及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等落實ＣＥＰＡ及先行先試政策的重點城市；澳門則指定參與澳珠協同發展規劃、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規劃和澳門與廣州南沙合作規劃。
無論如何，《粤澳合作框架協議》將會產生更多協議文件。除了在《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簽署後一個月後粵澳隨即簽署的《關於穗澳共同推進南沙實施ＣＥＰＡ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協議》外，直接將要籌辦的至少有關於澳珠協同發展規劃的協議、關於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規劃的協議；而過去在二零零九年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與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簽署的《加強全面戰略合作協議》和《幫助澳資企業開拓國內市場戰略合作協議》亦重新受到重視。
澳門特區在《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特定責任，特別是跟進那些相關協議文件，延續過去既有而可詮釋為承擔《粤澳合作框架協議》責任的行政工作，都政治正確地列進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方針。
澳門特區政府在施政方針上的配合
澳門特區政府現時分別在「經濟財政」和「運輸工務」兩大施政範團配合珠三角融合發展的要求。
二零一二年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施政方針表明，要「落實《粤澳合作框架協議》，全面推進粵澳合作」，列出十大工作方向：一）參與合作開發橫琴；二）加強粵澳會展業合作；三）推進兩地金融和中小企業合作；四）深化穗澳經貿合作；五）聯合開拓葡語國家及其他海外市場；六）落實與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簽署的協議；七）繼續推動廣東企業參與在澳門舉辦的大型經貿活動；八）加強兩地知識產權領域的合作；九）推動粵澳標準工作的交流合作；十）加強人才合作和交流。
參與合作開發橫琴，首要工作是設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參與開發橫琴中醫藥產業園等項目；此外也協助澳門的企業把握在橫琴投資的機會。
加強粵澳會展業合作，主要是推動粵澳聯合會展、巡迴會展，也著手整體規劃、加強交流、資訊共享等各層面的一般工作。
推進兩地金融和中小企業合作，是利用ＣＥＰＡ促進兩地金融和中小企業合作。這在ＣＥＰＡ實施多年後已不是新事物。
深化穗澳經貿合作，重點在於落實《關於穗澳共同推進南沙實施ＣＥＰＡ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協議》。
聯合開拓葡語國家及其他海外市場，是過去已開展多年的葡語國家招商推介活動的延續。
落實與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簽署的協議，具體來說，是指《全面戰略合作協議》和《幫助澳資企業開拓國內市場戰略合作協議》。
繼續推動廣東企業參與在澳門舉辦的大型經貿活動，包括澳門國際質易投資展覽會，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以及粵澳名優產品展銷會等已安排的具體項目。
加強兩地知識產權領域的合作，是打算按《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的要求，籌組知識產權工作小組。
推動粵澳標準工作的交流合作，是打算按《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的要求，籌組標準工作小組。
加強人才合作和交流，是打算開設專題網頁作為內地就業資訊平台，多推出兩地認可的技能測試。
二零一二年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工務」施政方針則表明，要「抓緊《協議》新機遇，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落實研究成果，提高生活環境水平」，「全力以赴，完成澳大新校區建設」，「跨境基建對接有序開展，區域融合注入提速元素」。
抓緊《協議》新機遇，是指《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特別強調按協議提出的澳珠協同發展規劃、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規劃和澳門與南沙合作規劃等三項規劃對澳門將來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影響深遠（儘管未提及具體工作）。
落實研究成果，提高生活環境水平，是指將來會參考香港、廣東及澳門三地政府在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至二月者在三地同步展開《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研究公眾諮詢活動收集的意見。
澳大橫琴校區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動工，原定建設期三年，因此須全力以赴在二零一二年底完成。
跨境基建對接有序開展，當前已進行的大工程是港珠澳大橋的澳門段和附設人工島填土工程；此外，還包括研究改進各口岸交通佈局，探討將來過境車輛的管理辦法，探討澳門內港至珠海灣仔建河底行人隧道的方案。不過，在二零一二年施政方針之外，在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又臨時決定一個口岸工程，就是在往拱北的關閘口岸之旁，另設由澳門青洲批發市場原址拆建一條五百公尺通往珠海的密封道口岸。
政治正確地撰寫的施政方針，完整地包羅了跟進相關協議文件的工作和延續過去既有而可詮釋為承擔《粤澳合作框架協議》責任的行政工作，而實在展開的項目，主要是參與港珠澳大橋等一系列增建口岸工程，以及在橫琴的澳門大學圜區和中醫藥產業園區發展。
澳門的口岸增建與旅遊會展合作發展
一系列增建口岸工程倒不是由《粤澳合作框架協議》催生，而是回應回歸後博彩旅遊經濟高速發展的需要。
澳門盛極賭場資本主義的巨大成就，除了得力於開放賭權引入原已在拉斯維加斯渡假酒店和會議展覽業佔領導地位的有實力賭業投資者，打造出世界級魅力場所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政略性支持，容許大量先富起來的國民赴澳「觀光」。
一九九九年中國內地來澳旅客共一百六十萬人次，發展至二零一一年中國內地來澳旅客已暴增至一千六百萬人次（佔旅客總數百分之五十八）。相應地，一九九九年澳門博彩業的毛收入共一百三十億澳門元，至二零一一年澳門博彩業的毛收入已增至二千六百七十九億（相當於過去世界第一賭城拉薪維加斯的五倍）。 憑博彩業的巨大增長，澳門的地區總產值從一九九九年的四百七十三億澳門元，激增至二零一一年的二千九百二十一億澳門元。特區政府的歷年財政滾存，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從澳葡政府接收過來的澳門幣二十八億元，至二零一一年激增至澳門幣一千四百億元（約為五十倍）。
賭場資本主義的消費，具備典型的資本主義商品拜物教特色，為各地富起來的，要透過消費彰顯人格地位的人，提供可帶回去炫耀的魅力旅遊經歷和可貼在身上的名牌商品。賭場內和城中心街道，都遍佈世界名牌時裝、首飾、鐘錶及美容店。
二零一一年，澳門常住人口五十五萬七千人，全年入境旅客達二千八百萬人次，是常住人口的五十倍。水、電、能源需求的增長，一直獲得內地供應配合。原有口岸和交通設施超負荷，財政入激增的特區政府動用資源增建口岸和交通設施是理所當然。
特區成立後，在港澳客運對接口岸方面，澳門回歸後已增設氹仔臨時碼頭，正進一步建設氹仔碼頭和建設港珠澳大橋澳門段，還計劃待港珠澳大橋通行後觀察一段時間以決定是否在澳門新填海Ａ區增建一個對接香港的碼頭。在跟內地珠海對接口岸方面，澳門回歸後已擴建往拱北關閘口岸，新增由離島往橫琴口岸，在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又突然決定在往拱北的關閘口岸之旁，另設一條五百公尺通往珠海的密封道口岸。
對比港澳兩地，澳門作為世界級賭城，並不能像香港作為世界級金融中心那樣為內地經濟作出那府龐大的貢獻（例如二零零一至二零一一年內地企業已透過香港股票集資一萬九千二百億港元）。對於配合內地鄰近地區分享澳門賭場資本主義繁榮的旅遊會展業發展，澳門官民都是樂意配合的。珠海市在規劃拱北、灣仔、橫琴、十字門一帶商業發展方面亦已作好準備。
只不過，對於配合內地鄰近地區分享澳門賭場資本主義繁榮的旅遊會展業發展，客觀上是存在實質局限的。
二零一一年澳門入境旅客有百分之五十八來自中國內地，當中五成來自廣東省，而國際旅客（剔除來自內地、香香港及台灣者）只有百分之十點九。基於這樣的旅客來源地結構，內地鄰近地區要藉著吸引部份旅客回內地以分享旅遊經濟效益，是有一定局限的。
澳門賭權開放，引入經挑選的外資後，無疑帶動了世界級魅力場所的建設。二零一一年澳門會議展覽項目超過一千個，與會入場人次一百二十七八萬八千人，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五十八。
事實上，儘管在開放賭權時經挑選引入原已在拉斯維加斯渡假酒店和會議展覽業佔領導地位的有實力賭業投資者，在澳門的渡假酒店和會議展覽業的實踐中顯示了規劃實力和經營效益，但這些外資集團一直得不到在中國內地開展業務的機會。這明顯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特別是提防外部勢力坐大終致影響中國內部事務的問題。
因此，在合作推動會議展覽產業和創近渡假酒店方面，客觀上也不可能放膽調動最優勢資源。
澳門參與橫琴開發──中醫藥產業園建設初階段的經驗
在澳門參與之前，廣東省早已積極籌劃，出臺了《關於加快橫琴開發建設的若干意見》，並將橫琴新區產業準入目錄、產業優惠目錄和分線管理通關辦法的建議等報送國家相關部委。
橫琴開發首要是平整土地，珠海當局義不容情。原本明水秀的橫琴，瞬即多快好省地移山填湖，教澳門的生態環境關注者瞠目結舌。
踏入二零一二年，橫琴新區在談和在建港澳重大項目六個，投資總額超過四百六十億元。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一期標誌性建築已全部封頂，新校區基本成型，將於年底建成；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已正式成立開發公司，土地已完成出讓，園區已完成吹填砂工程約一百萬平方公尺，已完成全球招聘行政管理團隊工作，並積極編制園區產業和城市規劃。
澳門特區政府投資的粵澳中醫藥科技産業園於二零一一年在珠海橫琴新區進行土建，總投資十二億元人民幣，澳門佔股百分之五十一，作為推進粵澳産業合作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投資項目，但對於配合澳門特區發展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可發揮的經濟協同效應，對於透過粵澳合作框架調動最優勢資源，以及對於籌劃讓本地專業人員藉此發揮所長及專業提升方面，均未見有適當部署。倒頭來若果只是建設一所製藥研發工廠，設在哪裡都一樣，將浪費了透過經濟協同效應推動產業多元化、提升本地人力資源和為國家中醫產業推廣作出貢獻的機會。
為此，民主昌於二零一一年曾經在立法會提出質詢，建議澳門特區政府投資的粵澳中醫藥科技産業園發展更多元化的中醫藥服務、推廣及教學功能，以便透過休閒觀光主題跟澳門特區發展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發揮經濟協同效應，而不致於只是建設一所製藥研發工廠，浪費了透過經濟協同效應推動本地產業多元化、提升本地人力資源和為國家中醫產業推廣作出貢獻的機會，並指在廣東省內本已存在不只一所全國頂級的中醫藥大學，理應透過粵澳合作框架，透過廣東省當局協助，調動廣東省優勢資源參與合作，同時亦促在本地中醫藥各項專業認證方面配合發展。
特區政府在二零一二年年書面回覆民主昌，聲稱決定該産業園將會集中醫醫療、養生保健、科技轉化、健康精品研發和會展物流於一體；在專業認證方面，則只打算修訂第五三/九四/Ｍ號法令引入中藥專業人員註冊制度；但對於調動廣東省中醫藥大學優勢資源參與合作，則未有回應。行政長官來立法會答辯，也只簡略透露產業園須招商引資，卻未關注到調動優勢科研學術資源參與發展。
事實上，澳門至今尚未修訂法令引入註冊制度，更重要的是現今中醫藥專業發展已有豐富內涵，除了中醫、中藥外，針灸推拿、中醫護理、中醫骨傷、中醫醫療美容等均成為專門的職業技術，而非只有單純的中藥專業。況且，專業發展除了註冊外，更須配合持續的專業增值培訓機制。特區政府可以利用中醫藥科技産業園，發揮教學基地的功能，規劃本地人力資源參與中醫藥科技産業園發展，為本中醫藥青年專業人員提供專業提升的機會。
橫琴中醫藥園區項目是珠澳合作的項目，現時澳門的澳門大學和科技大學都有開辦一些中醫課程，珠海方面也有。基於地區局部利益考慮，自然不願意讓區外實體隨便來分享利益。可是，從粵澳合作的層面考慮，在廣東省內既然已存在不只一所全國頂級（亦相當於世界頂級）的中醫藥大學，若果為地區局部利益而敝帚自珍，不肯調動有實力的科研學術機構長期參與中醫藥產業園，將會平白浪費了項目發展潛力。
中醫藥園區初階段發展所遇到的是能否調動最優勢資源的問題，但澳大橫琴校區初階段發展卻遇到公眾質疑粵澳公共工程合作效益的問題。
澳門參與橫琴開發──澳大橫琴校園建設初階段的經驗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當一個颱風趨近澳門之前，澳門大學橫琴校區之在建中河底隧道突然坍塌，近兩個籃球場般大的工程上蓋隆然塌下，壓毀五架車輛。
據承建的南粵集團報稱是次意外時有關範圍內僅有數名工人在工作，並無造成人員傷亡，但其後有傳媒找到因塌方而受傷之工人進行訪問，指是次意外確實有人受傷，而當時在現場施工者亦非數人，而是最少二十多人。這次意外引起澳門公眾關注，議論紛紛，認為是以內地一貫的「河蟹式」處理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澳門特區政府官員在立法會接受質詢時，透露承建商涉嫌在颱風趨近前加緊超挖完成工程，欲速不達而引致意外。
這是一宗在《粤澳合作框架協議》下進行的粵澳合作工程引起澳門公眾批評的事件。
事實上，澳大橫琴校區連河底隧道，連同澳大橫琴校區的基建工程，都是澳門特區政府是不經招標競投就直接批予南粵集團承建，而工程費用又分別由原定的河隧五億預算和校園區六十億預算，在不經公開審議的情況分別急增至河隧二十億和校園區七十八億，比原預算超支分別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百！超支百分之三百卻仍不保施工質量，突然發生坍塌，又是公眾一時熱議的話題。
另一方面，正在籌劃的從南粵批發市場原址連接珠海城軌珠海站之「粵澳新通道」（亦即是在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又臨時決定在往拱北的關閘口岸之旁，另設的一條五百公尺通往珠海的密封道口岸），亦是不經開標及未有任何預算下就直接判給南粵集團全權承辦設計、建設及未來營運時之管理，而澳門特區政府只是負責付款，更令澳門公眾認為是大慷澳門居民之慨。
在《粤澳合作框架協議》下具體工程項目實施初期已連接出現仞公眾質疑的問題，往後發展實不能太過樂觀。令這些問題產生或嚴重化的其中一原因，是澳門特區本身體制不善，管治集團不肯與時俱進。
澳大橫琴校區連河底隧道、澳大橫琴校區的基建工程，乃至連預算都未有已指定承建商的通往珠海的密封道口岸工程，全部都沒有勞煩立法會監察審議，形成黑箱作業。
二零一二年八月，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來立法會答問，回應是否同意建立法定機制將重大公共工程撥款決策交立法會公開審議的問題，又再次聲稱嚴格按照基本法處理，卻沒有交待將根據基本法什麼條款以及如何處理。
事實上，將重大公共工程撥款決策，專營與特許經營批給決策，以及涉及民生的公用服務收費調整決策交立法會公開審議，理應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五）項設立相關機制讓立法會行使「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職權，妥善處理。現時，同樣實行行政主導的香港特區已經分別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行使「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的職權，經常審批由政府提出的重大公共工程撥款，以及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六）項行使「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職權，經常審議政府重要的批給決策。
相對之下，澳門特區立法會沒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的職權，當然不可以審批公共工程撥款，但完全可以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五）項行使「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職權，審議由政府提出的重大公共工程撥款決策，專營與特許經營批給決策，以及涉及民生的公用服務收費調整決策。即使不可以「審批」決定，完全可以「審議」辯論。
讓立法會適時就直接關乎公共利益的決策進行審議辯論，並非妨礙政府施政，而是有利於集思廣益，共同承擔政治責任。然而，澳門的建制陣營一直藉口港澳基本法有別，就連立法會審議由政府提出的重大公共工程撥款決策也不肯實行。
在澳門特區這種黑箱作業體制下，這些公共工程衍生的公眾質疑實有可能惡化，構成跨境合作的障礙。
澳門參與南沙建設
《粤澳合作框架協議》在支援內地區域開發方面，澳門指定須參與澳珠協同發展規劃、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規劃和澳門與廣州南沙合作規劃。澳門作為被動參與者，澳珠協同發展規劃和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規劃均有待內地政府積極籌劃妥當後，參與商討簽訂協議。
《粤澳合作框架協議》簽署後一個月後，粵澳便隨即在二零一一年四月簽署的《關於穗澳共同推進南沙實施ＣＥＰＡ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協議》，但目前主要活動尚在兩地官方和業界交流方面。南沙同時是《粤港合作框架協議》中獲香港支援發展的地區。以運用ＣＥＰＡ的經濟實力衡量，澳門跟香港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因此，支援南沙發展，澳門實際上仍在觀望接觸階段。
二零一二年南沙最觸目的一項研究發展項目，是在南沙興建廣州市另一個國際機場。
廣州市白雲機場現有客運量已超負荷，建機場有利區域經濟開發，都是支持建機場的有力理由。不過，珠江三角洲內現存已廣州市白雲機場、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澳門國際機場、佛山沙堤機場、深圳寶安機場、珠海三灶機場，而白雲機場又正著手擴建，於是帶出了珠江三角洲機場服務會否產能過剩的問題。而究竟該發展哪個機場，叫停哪個機場，卻涉及尖銳的地區利益衝突。
澳門作為被動式參與者，當然袖手旁觀。
相對之下，基於歷史原因，澳門跟香港一樣具備一段脫離中國大陸由外國管治運作的歷史，都曾經有自認為比內地同胞較為自由幸福的體集想象，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在政治上回歸，都仍然具備跟內地不同的行政運作體制，都在回歸前後承受經濟下滑的衝擊，都在回歸後獲中央殃府支持復興經濟活動，也都面臨對本土利弊禍福的珠三角融合前景。在探討具體項目初步合作實踐中的問題之餘，也不妨從澳門小城歷史的視角，反思珠三角融合的互動背景。
小城市歷史視角看港澳與內地的關係
從小城歷史視角看來，中國大陸是一個農民革命人口激增經歷長期貧困和激原政治路線變化而正好把經濟增長推到高峄的全球人口大國，而小城作為大國之內異質的一部份，正承受經濟支援和被要求融合。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政治經濟實體，國力興衰在政治經濟學上有一定規律。在這裡，我們不妨冷靜回顧。中國在抗日時期，人口四億五千萬，在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模式下，人口持續激增，直至八十年代實行生育管制。特殊的歷史背景，形成中國特定的人口結構發展。
農民革命成功統一大陸在五、六十年代人口激增的時代，人民公社式的大鍋飯體制（家裡多一個人便多一口糧）是強大的鼓勵生育生產模式，大量新生人口須待供需，總體必然貧窮，期求接濟。因此，港澳都曾經有自覺比內地同胞富一點好一點的集體印象。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亞洲多個地區反殖運動風起雲。新加坡在抗爭和政治互動中立國；澳門親北京陣營鬥爭打敗了澳葡政府，等待中央指示將來接掌政權；香港親北京陣營鬥爭卻被港英政府鎮壓下來。此後，以美英為首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在亞洲進行整體經濟部署，讓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獲得特惠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相對地，其他同屬資本立義的其他亞洲國家地區被剝奪了工商業公平競爭發展的機會），形成一條圍堵共產主義陣營的經濟前線。因此，香港進一步建立先進的城市管理體制，也形成了港人憑自由競爭個人努力獲得成功的集體想象，產生強烈的集體優越感。
新生人口需要十多二十年養育才開始陸續成為勞動力。由一九六三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處於五十年勞動人口比重不斷增加，被供養人口比重不斷下降的軌道。以唯物史觀分析，這正是中國國力從弱轉強，乃至經濟在全球崛起的客觀條件。這個勞動人口比重不斷增加，被供養人口比重不斷下降的有利軌道上走了十五年後，一九七八年出現了經濟體制激變。過去每一對夫婦都帶著大堆孩子，當然需要節檢和吃大鍋飯維持生存，但等到每個家庭都有大堆可從事生產的勞動力，集體所有制大鍋飯就變成障礙，個體經濟包產到戶引資開發放寬人口流動等經濟改革便成順應為生產模式發展所需的大政政策。
一九七八年中國的經濟改革為澳門帶來大批新移民勞工，吸引香港商人投資出口工業，讓澳門加入出口配額優惠的名單，分享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刻意讓亞洲部份地區發展起來的好處。不過，澳門分享這段繁榮的機遇比香港來得短，約只有十年多一點的光景。
中國經濟改革推行十年後，財富纍積到一定程度，終於面臨整體政經體制往何處去的大抉擇，同時也適逢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全球政治角力進入白熱化。九八六四血腥鎮壓衝擊之下，全球共產主義陣營在兩年之內全面崩潰。中國實質上放棄了共產主義，藉著勞動力續增，供養人口比重續降的優勢，全力抓經濟發展，加入世貿經織，爭取成為世界工廠，走上讓官僚資本富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大國之道。
全球共產主義陣營崩潰後，原本圍堵共產主義陣營的經濟前線突然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失去戰略價值，優惠不再。港澳兩地都出現不可遏止的工序外移、資金外流。末代香港總督懂得調動財政滾存投資建設暫時阻止經濟熔降，加上香港回歸前部份高階層家庭暫時離港觀察，以致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暫得維持。等到回歸後，特區政府沒有察覺經濟熔降危機，終於遭受沉重打擊。反之，澳門在九十年代經濟已經停滯無以為繼，連黑幫也因賭場利益萎縮，爭鬥廝殺起來。
倒是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中國中央政府在港澳回歸後刻意調動政策資源，讓港澳獲得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個新形勢，對於存在優越感和曾經接濟大陸同胞的集體記憶的港澳人來說，確實有點不是味兒。
反思面對融合前景
相對而言，澳門的城市管治機制不及香港的先進，自我成就想象不及香港的強烈，因此，當跨區合作起來，批判抗拒的意識較弱，樂於扮演被動或參與的角色。若果起主導作用的粵方真的能夠統籌合作，共贏發展，澳門會樂於配合，從中分享共同發展的成果。
不過從《粤澳合作框架協議》內幾項合作項目初階段的經驗看來，情況不是絕對樂觀。基於各種不同原因，合作項目未必能夠調動最優勢資源去爭取曼佳成果。加上，澳門本身城市管治體制不完善，連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決策都缺乏透明度，缺乏監察制衡，在一些合作項目初階段已顯露問題。如果不肓與時俱進改良機制，當深化合作開發下去，種種因缺乏監煮制衡而出的弊端，以及因缺乏透明度而產生誤解，將可能層出不窮。此外，產能過剩，將來也是一個問題。
《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定下明確的發展目標，要求珠三角到二零二零年變成全球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大都市圈之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要達到十三萬五千元，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要比二零一二年翻一番，城鎮化水平要達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等等，都是珠三角各地區競爭資源尋求發展的重要依據。
特殊的歷史背景，形成中國特定的人口結構發展。由一九六三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處於五十年勞動人口比重不斷增加，被供養人口比重不斷下降的軌道。這正是中國國力從弱轉強，乃至經濟在全球崛起的客觀條件。可是，在二零一三年將到達轉捩點，參加勞動生產的人口比例將轉為持續減少，需供養的人口比例將轉為持續增加，這條生產條件由盛轉衰的軌跡將持續二十年以上。
也就是說，由於整體人口因素的變化，生產條件持續轉弱將在二零一三年後逐漸顯現，構成持續壓力。當珠三角內各城鎮地區競爭多快好省建設，到經濟條件轉弱時，很可能暴露出產能過剩的後果。批判抗拒意識不強，一直被動式參與的澳門，恐怕不能及時有效協助合作者警剔產能過剩的危險。
不容忽視本土培育
《粤澳合作框架協議》內的大量項目，目前只是個別初階段開展，今後將會更大量，更深化對澳門特區內部的管治必然帶來實質影響。特區政府在現合孚取共贏發展之餘，必須同時著手本土培育，特別是在產業政策和房屋政策方面。
跨境合作的產業項目，無論是旅遊、會展、中醫藥產業、文化創意等等，順理成章地都可視澳門特區產業多元化的出路。可是，這些合作項目各有局限，甚至不能調動最優勢資源，成果自有局限。洶門特區的產業多元化，不能完全寄託在跨境合作方面。
澳門特別行政區未來城市規劃的定位，應當內外兼顧，既是對外經濟功能上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亦同時是對本地居民的宜居之城。這兩個層面，在城市發展規劃上，應當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圍繞著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固然可以嘗試促進相關產業；而圍繞宜居之城，亦同樣可以嘗試把面對本地長者以及面對各類弱勢社群提供的社會服務，作為宜居之城應當重點發展的產業。
以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人口結構推算，十年之後，澳門的老齡將要比現在增加一倍至一點五倍。不要把老人家，包括經濟能力較弱的老人家視為社會負擔。相反，從政府調動資源推動社會服務產業發展的角度，每一位長者，包括經濟能力弱的長者，都是一個有意義的市場份額。相對其他產業而言，社會服務產業是政府可介入及可規劃程度特別高的產業，而現時硬件擴展，專業隊伍，以至市場容量，均可透過調動財政資源，規劃發展。只要在人口政策上，不要把經濟能力弱的老人家或其他弱勢群體視作社會負擔，把老人家或其他需要照顧弱勢人士放逐到其他土地及勞動成本低的地方，而是正面地在這個宜居之地之內，讓我們的年青專業從業者，為老人家或其他需要照顧弱勢人士提供服務，讓他們過有尊嚴的生活，並藉此建立養成有競爭力的社會服務專業。
在產業硬件方面，特區成立初期，澳門特區過去有七年來停建公共房屋，社會服務院舍設施之擴充改善，確實乏善足陳。現在政府終要在社會壓力之重新興建公並房屋，過去因停建公共房屋而滯後的社會設施。現在，特區政府衛生及社會工作部門已認識到是全面規劃更新擴展設施的時候了。短期內藉著加緊增建公共房屋，同步推動社會服務院舍及相關設施的更新擴展，中長期則在填海用地規劃中逐步擴展。
在專業人力資源方面，特區政府終於逐漸認同，需要建立和推動專業認證及職程制度，讓本地年青一代取得專業歷練，成為社會服務產業的主力專業大軍。可是，專業認證、產業規劃發展，對於社會工作的使命而言，是利害相隨的雙面刃。展望未來，一方面可望政府逐步透過社工自願專業認證，社工強制專業認證，加強規管社工專業行為相應提升薪酬待遇，加強對社會服務機構管理層的專業資格要求等等，而另一方面也有賴於社工人員自發的配合爭取，應當有可能讓有志於社會工作青年找到可觀的專業生涯。
展望二十年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應當全面進入後工業社會，而人口老齡化亦將普遍出現。倘若洶門特區及時規劃養成有競爭力的社會服務專業隊伍，讓今天的青年基層人員實踐漸進高層，將來這個產業和這批專業人員還可望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作出更廣泛的貢獻。
將來跨境合作項目湧現，口岸交通便捷，澳門將更方便在內地尋找住宅居所。可是，澳門特區的房屋政策，應當發揮協助青年人在澳門置業成家的作用，而不應冷酷對待青年人置業成家的期望，把青年人逐漸迫走。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二零一一年人口年齡分佈統計資料，結合民主昌向政府索取的外地僱員年齡分佈資料，可有力顯示出澳門的人口結構的特點：
澳門特區人口年齡分佈 （百人）
歲數 常住人口 外地僱員 剔除外地僱員後常住人口
20 - 29 959 348 611
30 - 39 882 270 612
40 - 49 1038 193 845
50 - 59 894 400 854
很明顯，澳門本地勞動人口在數量上集中在四十至六歲，而二十至四十歲是人口數量較薄弱的環節。可是，二十年後，四十至六十歲的壯年人活下來的都成六十至八十歲的老人家。現時二十至工十多歲的一代澳門人，卻因為澳門特區政府過去多年停建公共房屋，而在復建之後又採取社屋為主經屋為輔政策，即主要為貧困戶提供社會房屋，而推卸為一般基層居民提供經濟房屋的責任，因而面臨置業成家無望的困境。
根據人口普查，二零零一年至二零一一年這十年之間，澳門特區總人口增長百分之二十八，而具高等學歷人口增長則高達百分之一百七十八。新增的大量較高學歷人口，當然主要都是年青人。澳門八十後是十年免費教育的一代，澳門九十後更是十五年免費教育的一代。平均高學歷的年青一代，有發展成專業人才的潛質。讓這一代人在澳門成家，留在澳門，協助澳門面對將來的挑戰，對澳門特區的存續十分重要。
二零零九年中央政府正式批准澳門特區新城填海造地三百五十公頃，事隔三年，填海工作緩緩進行。對於規模細小的澳門來說，新城填海令公並房屋發展的土地資源完全解，問題只在於特區政府是繼續為了維護地展商利益，冷酷對待青年人置業的期望，抑或是透過房屋政策培育一代人的本土歸屬而已。
澳門特區政府在產業政策和房屋政策上若果忽視本土培育，將令澳門特區的存續增加風險。反之，在不妨礙區域合作的同時，著力實行本土培育的產業政策和房屋政策，可望澳門特區在珠三角城市群中有能力持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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