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宣佈:「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馬克思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批判,雄辯地告訴被壓迫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條鎖鍊,得到的是全世界。七十年之後,這個共產主義幽靈,經過在俄國共產主義革命建國實踐的加持,來到中國城市尋求合體。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當年的中國,相對於憑重商主義發達的資本主義列強之外的一眾被掠奪國,其實不算貧窮,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已在海外立足。有涉外經驗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列強重商主義官商合謀輝煌戰蹟感召下,對於革命建共和極度嚮往,不斷出資出力結合城市受過西學教育的青年,包括清庭軍旅中受過西學教育的新軍,前仆後繼奇蹟地急速實現了資產階級期望的城市革命。當時以重商主義戰績為藍圖所想像的國體,是以共和取代帝制。
辛亥八年後中國城市青年進一步爆發五四社會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五四運動的青年當中找到合體。五四之後兩年,陈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達、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在北平、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城市發展組織,一年之後加入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再一年之後還正式跟執政國民黨合作。
可是,辛亥革命的階級本質也潛伏著施政局限。本來,以執政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兩大支柱,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可是,資產階級城市革命的執政力量對於廣大鄉村平均地權,其實口惠而實不至,兼且鞭長莫及。加上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給民族資本家乘隙發展的商機,因而官商合謀官僚資本主義為本,所謂節制資本,全拋腦後。官僚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的政治取向南轅北轍,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共產黨在各大城市被清剿。共產黨主體被斥離城市,竄進鄉村建軍植根後,結合階級鬥爭理念推行平均地權,卻喚起了潛力無窮的鄉村有生力量。共產主義的幽靈竟然跟中國廣大的鄉村合體。中共輾轉以鄉村包圍城市,以槍桿子奪得政權,憑的是農民起義,至於在城市的鬥爭,只屬於敵後特工工作。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所作所為,被不少知識份子批評為背信棄義,把當年黨報鼓吹的民主共和多黨合作棄如敝屣。這只是城市中心的論述。中共槍桿子奪政權,憑的是農民起義,至於在城市的鬥爭,只屬於敵後特工工作。論政治承諾,當然是對農民子弟兵的承諾為主,在城市敵後特工的宣傳承諾是次。
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這廿多年鄉村革命經驗塑造了中共一代槍子政權的集體潛意識。在廣大的鄉村民眾那裡,國體想象已非辛亥城市革命主體所想共和,而是能夠主持平均地權,讓農民不再被士紳地主騎在頭上的國家機器。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局勢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跟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全面對壘。中共建國置身於共產主義陣營,跟隨蘇式一黨專政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不過,共產黨專政下的中國跟蘇聯東歐也不完全相同,當中最重大的中國特色是在國家機器推動下波瀾壯闊的鄉村生產模式大改造。
本來,兩千年來,中國每一次由新的槍桿子統一天下,都不免剷掉一大批舊朝地主,一定程度重分土地,讓農民有條件休養生息,增加人口。但這一次更是由國家機器刻意剷掉全部地主,建立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民等集體程度愈來愈高的新生產模式。過去農村家庭因為男丁愈多,生產力愈強,因而有旺盛的生育意志。在人民公社的生產模式中,更是每添一丁就可多分一口糧,生育意志更銳不可當。於是,縱使大躍進饑荒害死四千五千萬人,中國的人口十多年間竟然從過去抗日時的四萬萬五千萬,激增至過十億,成就了世界人口增長史上的奇觀。客觀上,這反映中國共產黨真的回報了農民起義的主體。
廿多年鄉村革命經驗塑造了中共一代槍子政權的集體潛意識也曾經多方面顯現於施政手段。勞動改造,上山下鄉都是顯著例子。曾經被打入鄉村,經過鍛鍊闖出天下的,認為可以迫其他人去鍛鍊改造出新人。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政治經濟實體,國力興衰在政治經濟學上有一定規律。在這裡,我們不妨冷靜回顧。中共立國後推動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模式,人口持續激增,直至八十年代實行生育管制。特殊的歷史背景,形成中國特定的人口結構發展。由一九六三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處於五十年勞動人口比重不斷增加,被供養人口比重不斷下降的軌道。以唯物史觀分析,這正是中國國力從弱轉強,乃至經濟在全球崛起的客觀條件。
起初,少數壯年人供養老人及大量新生人口,只能靠大鍋飯維持儉樸生活,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龐大的新生人口開始進入勞動生產期,於是,勞動量盛的家庭都希望發展個體經濟,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推動包產到戶,經濟改革得以成功。然而,在一黨專政下引入市場經濟推動發展,會不會排斥掉共產幽靈,走官僚資本主義之路?在一黨專政下用政治權力調動資源求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又豈能遏止貪腐侵權呢?這正是八九民運的國內背景,而外部背景則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全球抗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六四血腥鎮壓對世界共產陣營造成強大震撼,波蘭共產黨即日倒台,柏林圍牆一夜坍塌、東歐列國相繼變色、蘇聯正式解體,世界兩陣營的對立宣告終結。中共聲稱是西方利用八九民運顛覆中國社會主義,但事實證明,血腥鎮壓沒有保住社會主義,反而是連累全球共產陣營全面崩潰,而自己也淪為一種有一黨專政特色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共見共產主義大勢已去,推動全速走資,加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掌握住資本主義需要開發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以緩解危機的需要,竟然由紅色中國變身為資本主義的世界工廠。
面對現實,中國共產黨把過去奉作神明的馬恩列斯毛通通放下,放不下的只有權力。八九六四當年,儘管政治動盪,但中國龐大新生人口正全面進入生產勞動階段,統治集團放棄馬列毛教條,放棄國有為主集體為輔的經濟格局,攆走共產主義幽靈,全面走上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全速擴大公營企業,全速開發地方資源,調動龐大的勞動力和粗放開發資源進行生產,維持經濟高增長的大國崛起局面,透過強大的經濟政績,渡過政治危機。
官僚資本主義當然是重城市輕鄉村。農民子弟大量湧入城市當二等公民,留守鄉村的孩子慘遭成長障礙。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成果當然沒有公平分配。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平民百姓的權利經常被剝削。零六年中國官方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國的億萬富豪三千二百二十人,當中二千九百三十二人即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億萬富豪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巧取豪奪。在基本人權不保的國度,富起來的人又紛紛籌劃移民外國,安排後路。
由於貪腐侵權無從遏止,儘管在統治集團運用國家機器刻意打壓之下,內地知識份子和維權人士仍在不斷爭取改變。於是,我們看見有被千方百計封鎖打壓的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艾未未、黃琦、胡佳……等等。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結構發展,在二零一三年將到達轉捩點,參加勞動生產的人口比例將轉為持續減少,需供養的人口比例將轉為持續增加,這條生產條件由盛轉衰的軌跡將持續二十年以上。勞動密集和粗放開發資源的生產方式將不僅再不能支持大國崛起,甚至難以維持整體生存。
作為既得利益專政黨,承帝制集權而去帝制之名的專政體制當然是最理想的體制。一個曾經以帝制集權管治兩千年的國度,可否重召集權傳統以謀長治?當今經濟力量鼎盛的官僚資本主義大國崛起時期(儘管不見得可持續很久),中國共產黨調動龐大的資源從事維穩工作。為了維穩,只要用得著,什麼思想什麼科技都可以一試。最近,中共黨校校長習近平也重新呼召共產主義幽靈。
在基本生產條件持續上升的軌跡上,國家機器不錯是有條件製造經濟政績來強行渡過政治危機。統治集團在這段時期,尚有足夠空間領導社會,實施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以求長治久安。反之,當轉入基本生產條件持續下降的軌跡後,由下而上的改革壓力就會變得不是統治集團所能駕馭的了。中國共產黨對於這種唯物史觀的分析,該不會陌生吧?怎麼卻隱約聽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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