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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二   晴天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官僚資本主義的關係 愉快 分類: 未分類

為節制通脹,內地逐步推行貨幣緊縮措施,但據說港商台商在珠三角長三角的生產投資,受貨幣緊縮影響,竟致面臨結業。

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可以處理經濟增長、失業、通脹等問題。可是,在官僚資本主義社會,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另有區別作用。例如,財政政策收縮,官商一體的公營經濟版節制較大;用貨幣政策來收縮,官商一體的公營經濟可以挺住,殺的是沒背景的民營。

那麼,是否可以挺住公企和地方諸侯官商一體的既得利益,從財政政策上收縮呢?



2011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一   晴天


民主新直指澳門基金會撥款不公,要求來立法會答辯 愉快 分類: 未分類

口頭質詢

 

  澳門基金會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專營承批公

給公司毛收1.6%撥款,還有特區政府的撥款、澳門特區以的捐及其他法定入。由於近年賭收豐厚,單是博彩毛收1.6%就是一個極龐大的數字。以2010年博彩毛收益超過一千八百億,澳門基金會獲撥給的資源便達到二十八億以上。對此筆公帑如何善用,用得是否其所,有否足夠的透明度,都是值得關注的。

  為此,本人向行政當局提出口頭質詢如下:

一.           獲澳門基金會資助最大戶是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科技大學(19/2000號行政命令及第22/2006號行政命令),從二零零零年成立以後,該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可謂要錢有錢、要地有地(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八年先後兩次無償批予土地達二十一萬二千平方米土地,與三大公立高等教育機構比較,公立高等院校竟難望其背項)。而錢則主要來自澳門基金會(見附表一)。由於該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之主辦基金會及學校董事會領導成員大部份就是澳門基金會信託委員會成員,向澳門基金會申請資助尤如探囊取物,故在二零零七年之前,事無大小皆向澳門基金會申請資助,惹人觸目。零八年起胃口更大,不屑於瑣瑣碎碎的項目申請,而是以科技大學或科技大學基金會為名動輒申請數千萬的年度活動經費,從附表一可見,從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的三年間,該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及其主辦基金會屬下之機構(包括科技醫院及國際學校)共獲得澳門基金會資助共四億五千多萬。然而,若將有關資助理解為對高等教育之支持,又如何解釋科技大學本科生每年要繳交之高額學費(本地居民 $30000 - $34000及非本地居民 $56733 - $61890)?對比本澳兩大社團,服務機構眾多的澳門街坊總會和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在同一時期(三年內)從澳門基金會所獲得的資助亦僅為五千零五十萬及四千二百七十多萬(見附表二及附表三)。這實在令人難於明白,何以一個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與一些有眾多服務機構的社團比較,其獲資助竟是其百分之九百至百分之一千?澳門基金會所花所用的每一分錢都是公帑,而非私人的基金會,何以如此慷公家之慨來資助一個收取高額學費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這些龐大公帑的批給,到底是根據甚麼依據來批給的?

二.           本澳博彩業作為龍頭產業,在發展之初,人力不足而需要政府協助加以培訓,尚無可厚非。但零八年起,澳門博彩業已進入調整期,而政府亦開始為博彩業的發展作出某些規限。而經過多年的培訓,各博彩公司亦積極進行有關的培訓工作,博彩從業員亦已飽和,再難望像發展初期般有大量人士入職博彩工作。但由澳門基金會資助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的幸運博彩操作培訓課程卻從未停止,而經培訓出來的人士亦大多無法入職博彩業的工作,變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澳門基金會在最近三年多來向培訓主辦機構所提供之博彩課程資助已達七千多萬元(見附表四)。到底澳門基金會對這類課程的資助有否研究其需要?還是因為「自動波」開動了就任其開動下去,而因為用的是公帑便可不知節制?

三.           在澳門基金會的資助活動中,不少是單項的活動,其資助在數百萬以上(見附表五),對於這類花上數百萬元搞一個單項活動,澳門基金會又是憑甚麼標準來批給資助的呢?此外,一部名為《奧戈的故事》電影,是由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所製作的,獲澳門基金會三次的資助合共八百一十萬元用以攝製該電影,與此同期另一部由本澳一群著名且資深的電影製作者所拍的澳門.故事電影卻僅獲十萬元的資助,如此厚此薄彼,又是何標準呢?花了八百一十萬元公帑來資助拍攝的電影《奧戈的故事》,到底獲得甚麼成就?票房收益有多少?澳門基金會在付出了巨額資助後有否跟進了解相關資料?

 

 

                                                 民主新

                     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

 



2011 年 7 月 3 日  星期日   晴天


追擊高官外遊濫用公帑 愉快 分類: 未分類

民主昌提質詢促遏止高官外遊濫用公帑

敬啟者:

本人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六條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二條(e)項的規定,就公共利益事項提出質詢,要求書面回覆,質詢內容如後,期予安排。

此致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劉掌門

民主昌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書面質詢

  今年六月二十日特區公報刊登第157/2011號行政長官批示,以附件一鋪陳公務人員出外公幹指引,以附件二圖示公幹行程報告書的式樣(即本人這次議程前發言的附圖)。這個批示,表面上是對公務人員出外公幹加入更多指引,但客觀效果卻不是在現有《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透明度與公眾監察,藉以遏止濫用公帑,卻反而是對審計署之監察有所斟酌,把公幹行程報告格式化和簡化,從而縱容高級官員涉嫌濫用公帑的行為合法化。

  為此,本人提出下列質詢:

一、 現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三條本已規定:「一、返回後三十日內,應遞交詳細之行程報告書;如屬採用選擇制度之情況,尚須列明所作之開支及附上有關證明。二、如不遵守上款之規定,引致不獲支付仍未處理之款項,並須退回獲預支之款項。」如果有一些部門竟然另有見解,不依法執行,不依法報告,則行政長官、行政法務司是否須及時糾正,統一執行,以及追究責任?何以竟利用批示,把這些迴避監察的主張見解合法化?

二、   第157/2011號行政長官批示所附的公務人員出外公幹指引,無疑是列出了六項審批出外公幹須依循的指引性原則:(1)合法性原則;(2)必要性原則;(3)經濟原則;(4)效率原則;(5)平等原則;(6)簡化原則。可是,沒有具體監察落實前五項原則的機制,也沒有相關罰則,乃致多項原則徒具空文。行政批示附件二公幹行程報告書的式樣,不能加強有效監察,倒是有效落實了第(6)項簡化原則,讓官員透過Email簡單填報了事。一般公職人員受上司指令出外公幹,倘屬例行公事,報告格式簡化本亦無可厚非。可是,高級官員自行決定外遊之必要性,在日津貼一般制度之外選擇報銷住宿、膳食及交通開支制度,耗用大量公帑,卻連報告格式都簡化掉,如此措施,客觀上是否縱容高級官員涉嫌濫用公帑的行為合法化?

三、 亡羊補牢,特區政府可否採取切實措施完善監察機制,遏止高級官員涉嫌濫用公帑的行為?可否在《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三條基礎上,進一步設定,在不涉及國家機密的情況下,定期公開高級官員出外公幹的行程報告書的制度,讓公眾更了解特區政府的作為,也同時發揮公眾監察防止濫用公帑的作用?

民主昌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2011 年 7 月 2 日  星期六   晴天


全都說了算 愉快 分類: 未分類

中共九十新論述:

第四把手習總說,要重溫共產主義;

第三把手溫影帝說,沒政治改革就會連經濟成果都失去;

第二把手吳六不搞說,政治改革會革出內戰;

一把手胡總說,沒有穩定就會連經濟成果都失去........

中共誰說的算?



2011 年 7 月 1 日  星期五   晴天


中共九十 愉快 分類: 未分類

  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宣佈:「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馬克思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批判,雄辯地告訴被壓迫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條鎖鍊,得到的是全世界。七十年之後,這個共產主義幽靈,經過在俄國共產主義革命建國實踐的加持,來到中國城市尋求合體。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當年的中國,相對於憑重商主義發達的資本主義列強之外的一眾被掠奪國,其實不算貧窮,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已在海外立足。有涉外經驗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列強重商主義官商合謀輝煌戰蹟感召下,對於革命建共和極度嚮往,不斷出資出力結合城市受過西學教育的青年,包括清庭軍旅中受過西學教育的新軍,前仆後繼奇蹟地急速實現了資產階級期望的城市革命。當時以重商主義戰績為藍圖所想像的國體,是以共和取代帝制。

  辛亥八年後中國城市青年進一步爆發五四社會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五四運動的青年當中找到合體。五四之後兩年,陈獨李漢望道、沈玄廬、俞秀、達、施存统邵力子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在北平、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城市發展組織,一年之後加入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再一年之後還正式跟執政國民黨合作。

  可是,辛亥革命的階級本質也潛伏著施政局限。本來,以執政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兩大支柱,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可是,資產階級城市革命的執政力量對於廣大鄉村平均地權,其實口惠而實不至,兼且鞭長莫及。加上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給民族資本家乘隙發展的商機,因而官商合謀官僚資本主義為本,所謂節制資本,全拋腦後。官僚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的政治取向南轅北轍,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共產黨在各大城市被清剿。共產黨主體被斥離城市,竄進鄉村建軍植根後,結合階級鬥爭理念推行平均地權,卻喚起了潛力無窮的鄉村有生力量。共產主義的幽靈竟然跟中國廣大的鄉村合體。中共輾轉以鄉村包圍城市,以槍桿子奪得政權,憑的是農民起義,至於在城市的鬥爭,只屬於敵後特工工作。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所作所為,被不少知識份子批評為背信棄義,把當年黨報鼓吹的民主共和多黨合作棄如敝屣。這只是城市中心的論述。中共槍桿子奪政權,憑的是農民起義,至於在城市的鬥爭,只屬於敵後特工工作。論政治承諾,當然是對農民子弟兵的承諾為主,在城市敵後特工的宣傳承諾是次。

  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這廿多年鄉村革命經驗塑造了中共一代槍子政權的集體潛意識。在廣大的鄉村民眾那裡,國體想象已非辛亥城市革命主體所想共和,而是能夠主持平均地權,讓農民不再被士紳地主騎在頭上的國家機器。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局勢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跟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全面對壘。中共建國置身於共產主義陣營,跟隨蘇式一黨專政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不過,共產黨專政下的中國跟蘇聯東歐也不完全相同,當中最重大的中國特色是在國家機器推動下波瀾壯闊的鄉村生產模式大改造。

  本來,兩千年來,中國每一次由新的槍桿子統一天下,都不免剷掉一大批舊朝地主,一定程度重分土地,讓農民有條件休養生息,增加人口。但這一次更是由國家機器刻意剷掉全部地主,建立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民等集體程度愈來愈高的新生產模式。過去農村家庭因為男丁愈多,生產力愈強,因而有旺盛的生育意志。在人民公社的生產模式中,更是每添一丁就可多分一口糧,生育意志更銳不可當。於是,縱使大躍進饑荒害死四千五千萬人,中國的人口十多年間竟然從過去抗日時的四萬萬五千萬,激增至過十億,成就了世界人口增長史上的奇觀。客觀上,這反映中國共產黨真的回報了農民起義的主體。

  廿多年鄉村革命經驗塑造了中共一代槍子政權的集體潛意識也曾經多方面顯現於施政手段。勞動改造,上山下鄉都是顯著例子。曾經被打入鄉村,經過鍛鍊闖出天下的,認為可以迫其他人去鍛鍊改造出新人。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政治經濟實體,國力興衰在政治經濟學上有一定規律。在這裡,我們不妨冷靜回顧。中共立國後推動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模式,人口持續激增,直至八十年代實行生育管制。特殊的歷史背景,形成中國特定的人口結構發展。由一九六三年至二零一三年,中國處於五十年勞動人口比重不斷增加,被供養人口比重不斷下降的軌道。以唯物史觀分析,這正是中國國力從弱轉強,乃至經濟在全球崛起的客觀條件。

  起初,少數壯年人供養老人及大量新生人口,只能靠大鍋飯維持儉樸生活,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龐大的新生人口開始進入勞動生產期,於是,勞動量盛的家庭都希望發展個體經濟,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推動包產到戶,經濟改革得以成功。然而,在一黨專政下引入市場經濟推動發展,會不會排斥掉共產幽靈,走官僚資本主義之路?在一黨專政下用政治權力調動資源求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又豈能遏止貪腐侵權呢?這正是八九民運的國內背景,而外部背景則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全球抗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六四血腥鎮壓對世界共產陣營造成強大震撼,波蘭共產黨即日倒台,柏林圍牆一夜坍塌、東歐列國相繼變色、蘇聯正式解體,世界兩陣營的對立宣告終結。中共聲稱是西方利用八九民運顛覆中國社會主義,但事實證明,血腥鎮壓沒有保住社會主義,反而是連累全球共產陣營全面崩潰,而自己也淪為一種有一黨專政特色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共見共產主義大勢已去,推動全速走資,加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掌握住資本主義需要開發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以緩解危機的需要,竟然由紅色中國變身為資本主義的世界工廠。

  面對現實,中國共產黨把過去奉作神明的馬恩列斯毛通通放下,放不下的只有權力。八九六四當年,儘管政治動盪,但中國龐大新生人口正全面進入生產勞動階段,統治集團放棄馬列毛教條,放棄國有為主集體為輔的經濟格局,攆走共產主義幽靈,全面走上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全速擴大公營企業,全速開發地方資源,調動龐大的勞動力和粗放開發資源進行生產,維持經濟高增長的大國崛起局面,透過強大的經濟政績,渡過政治危機。

  官僚資本主義當然是重城市輕鄉村。農民子弟大量湧入城市當二等公民,留守鄉村的孩子慘遭成長障礙。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成果當然沒有公平分配。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平民百姓的權利經常被剝削。零六年中國官方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國的億萬富豪三千二百二十人,當中二千九百三十二人即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億萬富豪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巧取豪奪。在基本人權不保的國度,富起來的人又紛紛籌劃移民外國,安排後路。

   由於貪腐侵權無從遏止,儘管在統治集團運用國家機器刻意打壓之下,內地知識份子和維權人士仍在不斷爭取改變。於是,我們看見有被千方百計封鎖打壓的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艾未未、黃琦、胡佳……等等。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結構發展,在二零一三年將到達轉捩點,參加勞動生產的人口比例將轉為持續減少,需供養的人口比例將轉為持續增加,這條生產條件由盛轉衰的軌跡將持續二十年以上。勞動密集和粗放開發資源的生產方式將不僅再不能支持大國崛起,甚至難以維持整體生存。

  作為既得利益專政黨,承帝制集權而去帝制之名的專政體制當然是最理想的體制。一個曾經以帝制集權管治兩千年的國度,可否重召集權傳統以謀長治?當今經濟力量鼎盛的官僚資本主義大國崛起時期(儘管不見得可持續很久),中國共產黨調動龐大的資源從事維穩工作。為了維穩,只要用得著,什麼思想什麼科技都可以一試。最近,中共黨校校長習近平也重新呼召共產主義幽靈。

  在基本生產條件持續上升的軌跡上,國家機器不錯是有條件製造經濟政績來強行渡過政治危機。統治集團在這段時期,尚有足夠空間領導社會,實施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以求長治久安。反之,當轉入基本生產條件持續下降的軌跡後,由下而上的改革壓力就會變得不是統治集團所能駕馭的了。中國共產黨對於這種唯物史觀的分析,該不會陌生吧?怎麼卻隱約聽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哭泣?